數據要素被稱為數字經濟時代的“石油”，與傳統生產要素不同，對絞機數據要素不僅可以無限復制、重復使用，也在深刻地改變著現代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隨著數字化浪潮的推進，我國數據產量在呈現快速增長態勢的同時，各地也在進一步加速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實踐。今年以來，隨著數據要素市場發展按下“加速鍵”，在進一步“喚醒”數據潛力的同時，也為城市數字化轉型和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源動力。

　　資源轉資產正在加速

　　富集的數據資源是一筆巨大財富。根據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年)顯示，2022年我國數據產量達8.1ZB，同比增長22.7%，全球占比達10.5%。另據國家發改委價格監測中心初步測算，全國企業數據要素支出規模約3.3萬億元。如果考慮數據資產評估、質押、融資等衍生市場，整體規模可能超過30萬億元。而隨著相關政策的出臺，實現數據要素從資源轉向資產的“重要一躍”也在逐漸加速。

　　2020年，數據首次作為新型生產要素，與土地、勞動力、資本、技術等傳統要素一起被寫進中央文件。

　　2022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要求，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

　　2024年1月4日，國家數據局等17部門聯合印發“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將“數據要素×城市治理”列為重點行動之一，旨在通過數據的深度挖掘和廣泛應用，推動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提升各領域智能化水平，優化城市管理方式。

　　政策的陸續完善為各地數據要素市場建設打下了堅實的信心。在今年年初相繼召開的地方兩會中，數據要素也被納入到省區市今年的工作計劃中。如上海提出，統籌數據開發利用和安全保護，探索建立數據流通交易等制度和標準規范。北京指出，大力建設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區，開展數據資產入表、數據跨境便利化服務等綜合改革試點。山東、安徽提到，要開展數據資產化試點、數據知識產權登記試點，推進公共數據開放和授權運營。

　　“目前，我國各大城市圍繞當地數據基礎資源優勢和特色產業，積極探索數據要素市場發展模式和實施路徑，在數據基礎制度建設、公共數據授權運營、數據交易平臺建設、應用場景探索、數據要素產業生態培育等方面先行先試，已探索出一批典型案例和成功經驗。”賽迪工業和信息化研究院(集團)四川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賽迪四川”)數據要素研究中心主任徐苗苗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整體來看，一線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進展較快，引領全國數據要素市場發展；重慶、杭州、成都、武漢等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新一線城市，在政府積極推動和企業創新實踐下，也逐步形成具備當地特色的數據要素市場發展格局。

　　根據賽迪四川在今年年初正式發布的中國城市數據要素市場發展評估報告(2023年)暨“2023城市數據要素市場化發展水平100強”顯示，目前，我國城市基本形成了四大數據要素產業聚集區，分別是京津冀聚集區、長三角聚集區、珠三角聚集區和川渝貴聚集區。四大聚集區在數據要素市場發展評估指標中各具優勢，協同帶動、輻射示范效應顯著提升，實現城市群產業聯動發展。

　　而對于數據要素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和變化，中國數實融合50人論壇智庫專家洪勇對記者表示，未來城市數據要素市場的發展趨勢可能包括但不限于：第一，進一步強化數據治理體系建設，打破數據孤島現象；第二，進一步探索創新數據服務模式，拓展數據應用場景；第三，進一步加強數據安全防護機制，確保數據市場健康穩定發展。

　　還要多啃“硬骨頭”

　　進入2024年，數據要素市場改革發展“快馬加鞭”。在國家數據局的示范效應下，多個省份迅速反應，紛紛成立或掛牌省級數據局，進一步挖掘城市數據要素市場潛力。

　　2024年1月5日，江蘇省數據局掛牌。這是自國家數據局正式揭牌后，第一個成立的省級數據局，正式開啟了新一批省級數據局成立的序幕。2024年1月15日，河北省數據和政務服務局掛牌。2024年1月21日，福建省數據管理局揭牌。2024年1月30日，海南省數據局亮相。2024年2月1日，陜西省數據和政務服務局掛牌成立。截至目前，全國相繼已有二十多家省級數據局或數據管理機構正式揭牌或投入運行。

　　雖然地方政府圍繞數據要素市場發展在持續進行探索，但當前數據要素市場建設仍然面臨一些問題。

　　國家發展改革委價格監測中心副主任王建冬此前表示，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既是蘊含巨大市場潛力的龐大“藍海”，也是全世界都缺乏成功經驗的制度“無人區”，需要在制度建設和改革創新上鼓勵地方和行業大膽試、大膽闖，既要在破除阻礙數據要素有序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上多啃下一些“硬骨頭”，又要在確保國家安全和個人隱私安全的前提下，為行業和地方實踐探索數據資產化資本化預留政策空間。

　　徐苗苗表示，當前各地數據要素市場的發展還面臨著基礎理論研究不足、數據基礎制度和規則體系不完善、數據資源開放共享水平與數據質量有待提高、數據安全治理體系不健全等方面的問題。

　　“應對這些問題，政府端要深入進行數據資產確權、定價估值、入表核算、安全交易、監管模式等基礎理論的研究，完善數據交易機構管理規定、數據交易規則、公共數據授權運營制度、數據分類分級標準等制度規范。同時，引導企業特別是大型央國企、大型互聯網企業加大數據開放和流通使用。企業端要深入挖掘市場需求，積極參與數據流通和應用場景建設，促進數據要素產品和服務不斷更新。企業也要加強數據安全關鍵技術攻關，加強數據質量評估、隱私計算等產品研發，構建數據安全產品體系。”徐苗苗說。

　　“當前，各地在數據要素市場建設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制約因素有數據產權不明晰、數據開放共享程度低、數據安全風險防范能力不足等問題。”洪勇表示，要破解這些難題，需要從法律制度、基礎設施和技術手段等多個層面入手。

　　“要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明確數據產權歸屬和使用權責；構建國家級乃至全球級的數據資源共享平臺，打破地域和部門壁壘；加大技術研發力度，采用先進的加密技術和隱私保護機制，在確保數據安全的同時釋放其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同時，借鑒國際成功案例，結合國情實際進行本土化創新，以推動我國數據要素市場高質量發展。”洪勇說。